红动齐鲁｜一塔留英名 序位见初心——日照抗日烈士纪念塔的红色深情

  不按官职排位、不按牺牲时序，这一反常规的特殊排序，不是疏漏，它背后深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家国往事，承载着一位革命父亲隐忍无私的大爱，更镌刻着日照共产党人以身许党、舍家为国的赤诚初心。留存至今的安哲烈士日记与巍峨的抗日烈士纪念塔，两件珍贵红色文物相互印证，诉说着烽火岁月里最动人的革命情怀。

  1906年，安哲出生于日照两城安家村的书香之家，父亲安仲玉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医者，家风淳朴、心怀大义。1921年，安哲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，1924年，在革命先驱邓恩铭的倡导下，与同乡学子郑天九等人组建少年日照学会，共读进步书刊、传播新思想，义无反顾踏上革命道路。

  1926年，安哲、郑天九在济南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随后奉命奔赴武汉投身北伐洪流，1927年大革命遭遇挫折后，二人遵从省委指令毅然返乡，肩负起建立地方党组织、点燃日照革命星火的重任。临别之际，前路漫漫、聚散匆匆，心怀家国壮志的安哲，在日记本上写下铿锵诗句：

  “踏上长途，而今分散，肠空断！道路茫茫何时转，只有遥相盼。但是，我们是弱者的先锋，一条火线，聚也罢，离也罢，意志精神总长贯，何憾！朋友，我去了，预期着在奋斗中重见。”

  这本历经百年岁月、纸页泛黄的烈士日记，是极为珍贵的红色文物。质朴的笔墨间，定格了青年革命者的热血担当，记录了日照早期革命的艰难求索，成为见证日照红色起源、赓续红色血脉的鲜活载体。

  1928年春，中共日照县委正式成立，安哲任县委书记，郑天九任宣传部长。为隐蔽开展革命工作，安哲以乡村教员的身份扎根乡土、深耕群众，日照基层党组织快速发展，革命火种遍地燎原。看着革命力量不断壮大，安哲再次提笔，在日记中写下激昂诗篇：

“我们的心的火焰在熊熊烧，我们的急流的血在激动地跳，起来，工作，工作！灰暗的雾正弥漫在云霄。用赤裸的手与足，把塞途的荆棘踏折了，用鲜红沸热的血，造成一座虹的桥，天国不在幻想者甘美的梦境里，天国是靠人间的前驱者的工作和勇骁。”

  字里行间，是革命者不惧艰险、奋勇向前的执着信念，更是矢志报国、奔赴光明的理想担当。

  1932年10月，为配合中央苏区反“围剿”斗争，遵照省委部署，安哲、郑天九领导日照暴动，历时13天、大小战斗30余次，是当时山东规模最大农民武装起义。暴动受挫后二人被迫转移外地，继续革命斗争。1933年，郑天九在北平被捕，于南京雨花台就义，年仅28岁；安哲辗转远赴东北任中共奉天特委宣传部长，遭叛徒出卖入狱，历经酷刑坚贞不屈，1934年冬牺牲，同样28岁。

  那时东北全境沦陷、战火阻隔，安哲殉国的噩耗被战火尘封，迟迟无法传回千里之外的日照故乡。年迈的安仲玉日日守望、苦苦期盼，始终坚信儿子仍在为国奔走、终有归期。

  1945年，抗日战争胜利，山河光复、万象更新。日照县委启动修建抗日烈士陵园、镌刻烈士英名工作。心怀家国的安仲玉主动投身其中，负责烈士信息甄别、英名核对、顺序排列等重要工作。

  老人日夜伏案，逐项考证烈士生平，839位先烈名字陆续由石匠镌刻上塔，塔身仅剩最后一处空白。就在此时，安哲牺牲的噩耗传回故土，党组织不忍却不得不告知实情。 骤然痛失爱子，安仲玉强忍锥心悲痛，抛开个人哀思，秉持公正初心，亲手在英名簿末尾誊写上儿子安哲的姓名，后续交由石刻工匠落字于塔身。由此，纪念塔形成郑天九居首、安哲殿后的独特排布。

  郑天九位列第一，是后人对并肩赴死革命战友的敬重；安哲名列最后，是一位父亲舍私念、全大义的家国抉择，是老一辈共产党人淡泊名位、甘于垫底奉献的生动写照。特殊名次没有文字注解，却把共产党人舍小家为家国的信仰刻进青石。

  百年风雨过，初心代代传。如今，巍峨的抗日烈士纪念塔傲然矗立，泛黄的烈士日记静静珍藏。一塔一物、一字一句，皆是永不褪色的红色见证。英烈精神早已融入日照的城市血脉、浸润这片红色热土。新时代的日照儿女，必将铭记英烈事迹、传承红色基因、赓续百年薪火，以笃行实干告慰先烈忠魂，以奋进姿态守护锦绣山河，让革命初心代代相传、红色血脉生生不息。

  讲述人：尹德满，日照市政协委员，日照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、一级调研员，省委组织部“名师送教”师资库成员。先后主持编著《中共日照市历史》第一卷（1921—1949）、《中共日照市历史》第二卷（1949—1978）等党史著作。